怀念朱雁冰先生

著名翻译家朱雁冰教授于2020年3月2日下午17时与世长辞。

为缅怀朱先生，编辑部特别选刊朱先生与夫人何鸿藻先生合译的《索勒姆致施特劳斯夫人的一封信》以寄托我们的深切哀思。这封短简是施特劳斯生前挚友索勒姆在施特劳斯去世之后写给施特劳斯夫人的，信中忆及在施特劳斯去世前不久，索勒姆曾参加了一个施特劳斯学生们的聚会，那个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论他们的老师……

朱先生的译笔平实真挚，感人至深，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这部译著更是两位耄耋老人“此生此世最艰难时日的见证”。如今朱先生驾鹤西去，借用“译后记”中引用的一句名言: Moriatur anima mea mortem philosophorum [我的灵魂一朝死去,也如哲人之死 ] ——献给我们敬爱的先生。

                       古典学研究公号编辑部

朱雁冰教授（1933-2020）

朱雁冰先生的学术贡献

朱雁冰教授是山东莅平人，1933年12月生，196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主攻德语语言文学，授业于张威廉教授（笔名“微庐”）和陈铨教授。毕业后即任教于四川外国语学院（今称“四川外国语大学”），是刚开设的法德语系德语专业的首任教师之一。

改革开放后，法语和德语专业独立成系，朱雁冰教授曾任德语系系主任，为德语系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培育了诸多德语教学人才。至1997年荣休前，朱雁冰教授受聘为全国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委员，高等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亦是国际日耳曼学联合会（IVG）会员。

朱先生在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进入德语专业后，对德国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尤其莱布尼茨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长期的繁重教学使得朱先生没有能够实现翻译的夙愿，1997年荣休之后，朱先生把余生的全部精力投入翻译，20年来成就斐然，发表译著30余种，涉及文学、哲学、政治、宗教、音乐等领域。

在文学方面，朱先生的主要译著有：歌德的《亲和力》，席勒的4篇小说，莱辛的《智者纳坦》《关于悲剧的通信》《论人类的教育》《恩斯特与法尔克：关于共济会员的谈话》，西美尔的《叔本华与尼采》以及托马斯·曼的《歌德与托尔斯泰》和《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等。

在德语基督教神学方面的译著是朱先生的翻译贡献的重点，主要译作有：拉纳的《圣言的倾听者》，巴特的《教会教义学》《论莫扎特》，默茨的《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奥特的《上帝》，哈纳克的《论马克安》，朋霍费尔的《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拉加茨的《上帝国的信息》，莱布尼茨的《神义论》，特洛尔奇的《基督教理论与现代》，莱辛的神学文集和洛维特的《现象学本体论与新教神学》等。

朱先生对当今中国学界贡献和影响最大的译著莫过于政治哲学领域，主要译著有舍勒的《同情感与他者》《世界观与政治领袖》，施特劳斯书信集《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从囹圄中获救：1945—1947年间的体验》、迈尔的《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等，嘉惠学林，功莫大焉。

朱先生以大量的翻译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在他看来，翻译既是一种“归化”，也不能过度，应该保留一定的“洋味”。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为贺其八十大寿而专门举办了小型的“朱雁冰翻译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他直到去世前，仍在翻译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已基本完稿。

朱先生还长期潜心研究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通，除翻译莱布尼茨的《论中国哲学》外，于1987年初获得德国资助赴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从事西学东渐的研究，后来陆续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报告，《从西方关于儒家思想的最早传说到利玛窦的儒学评价》《耶稣会士卫匡国与儒学西传》《“中国哲人孔子”中的孔子形象》《赫尔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哈维和维兰德政治小说中的儒家伦理思想》等，出版专著《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2014）。

朱先生晚年对中西哲学思想的汇通交通有自己的独到思考，他基于翻译莱布尼茨的《论中国哲学》和《单子论》，撰成《莱布尼茨与朱熹》，提交给第五届莱布尼茨国际学术研讨会，获得与会者赞誉。朱先生多次赴德国从事学术研究，一直被柏林自由大学视为在华的“校友”。他12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包括“第六届莱布尼茨国际讨论会”（汉诺威1994），“中国文化中的忧伤与情怀”，“东亚视角下的德国文学与语言”（柏林1991年），“翻译与吸纳——大公神学和汉语神学”（ 柏林2001年），发表《莱布尼茨在中国精神之旅的中途》和《朱熹与阿奎那》等。后来，这些论文大部分收入《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一书。

朱雁冰先生与夫人何鸿藻及学生们的合影

索勒姆致施特劳斯夫人的一封信

1973年12月13日，耶路撒冷［复写］

亲爱的施特劳斯夫人：
　　您丈夫的去世，使事后颇久才得知此事的凡尼娅和我深感悲痛。我还收到他去世前一天写给我的一封信，当然，这封信像他最近以来写的一大批信一样，非常难以识读。我感到欣慰的是，他毕竟还是收到和读完我那本延搁太久才出版的关于萨巴台·茨维的书。他就此给我写了一封表述精辟的信。施特劳斯的逝世，这一代人中其精神潜力最为我所推崇的人中的一个走了。虽然我们的生活经历和我们的思想切入点如此不同，但我们多年以来都保持着一种可靠的深层的共在感，这种感觉超越一切才智差别，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极其深刻严谨和真诚的思想家，他理所当然地对他的学生——我在多年的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和转化性的影响。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一个晚上，我们在多伦多布鲁姆家聚会，到场的全是施特劳斯以前的学生，大家坐在一起谈论他。这是在他离世之前四五天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
　　您是否就他的文献的处理办法做出了决定？
　　凡尼娅和我最诚挚地握着您和珍妮的手。
格所姆·索勒姆

摘自《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著，朱雁冰、何鸿藻译，华夏出版社，2017

朱雁冰先生与夫人何鸿藻

　　朱雁冰（1933-2020），德语教授，196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曾任1986至1992年度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和1992至1996年度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日耳曼学联合会（IVG）会员。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作儒家思想在德国的接受（至18世纪末）的专题研究。译著涉猎哲学、基督教神学和文学等十几种。

欢迎识别二维码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